今天是钱学森教授诞辰110周年纪念日，钱学森教授一直关心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发展，与李向民教授有着十余年的交往，指导文化产业的经济研究，特此转载2009年刊载在《美术与设计》01期李向民的文章《忘年神交 如切如磋——钱学森指导我研究文化产业》，以此来纪念钱学森教授的110年诞辰。
亲切的关怀 谆谆的教诲
——钱学森指导我研究文化产业
图1 来源：yh533388银河学报
时间：2009/01
图2 胡锦涛看望钱学森
2008年1月19日，胡锦涛同志看望97岁高龄的钱学森教授时，在他的书房翻阅了《钱学森书信》。《新闻联播》的电视画面，正巧定格在钱老十几年前写给我的一封信上。正如胡锦涛对钱学森所说：“您一直热心培养和提携年轻人”。在近十年的通信中，钱老对我这样一位年轻一辈的后学孜孜不倦的教诲，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钱学森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的许多真知灼见，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图3 钱学森给李向民的回信
“这个大问题我看我国经济学家也出不了多少力，他们也没有研究过！我看还得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动手。”
1986年，刚满20岁的我在母校的学报上发表了处女作《人类应当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精神经济学》。在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中，我指出政治经济学没有研究精神产品的生产再生产问题，传统劳动价值理论也无法对此作出理论解释，而经济的精神化倾向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人类经济面临的共同问题，精神经济将是一个世界性趋势。理论界特别是经济学家有责任对此进行研究，探索其中的发展规律，这就需要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精神经济学。
应当说，作为一名青年学者，当时我对经济理论有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勇气，但思考仍然是直觉的、初步的。未料这篇文章辗转被钱学森看到后，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1986年10月，他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就提到这篇文章，赞扬我的敏锐思考，而且在10月24日亲自给学报主编郑奇教授写信，对我给予热情的鼓励。他说：
现在大家都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然后要具体化，制定计划，这就会涉及经济问题，即李向民同志所讲的“精神经济学”。核心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投入的钱，其效益如何？这个大问题我看我国经济学家也出不了多少力，他们也没有研究过！我看还得有志于此的同志自己动手。
与此同时，他还寄来他本人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
图4 钱学森回信
钱学森的来信对于初次步入学术殿堂的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大师能如此虚心地阅读一个年轻人的十分稚拙的文章，并亲笔来信鼓励，这是一种多么博大的胸怀和爱护。钱老的关心使我更坚定了研究精神经济问题的信心。此后，我又先后发表了《论精神产品》、《论精神生产》等文章，尽管我没有直接和钱学森通信，但他却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的研究。
“他的理论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了，以致陷入了歧途。”
1987年《文艺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钱学森关于文化学的一篇文章，他再次提及“精神经济”这一概念，并引用了我的文章。1988年11月，钱学森在中央党校作报告，系统阐述他关于人类意识及意识理论的观点，其中引用了我近期的三篇文章，并对我在后几篇文章中所流露出的比较极端化的理论倾向提出严肃批评。他说：
近两年来，李向民同志提出要研究‘精神经济学’，他的用意是好的，重视精神文明的作用嘛。但他的理论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了，以致陷入了歧途。
这一批评对我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尽管当时年轻气盛，我对钱老的批评还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但我还是对自己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检讨反思，从而进一步修正了其中的错误。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我觉得继续沉浸在思辨的迷雾中，而不更多地结合实际，很可能使精神经济研究走进死胡同。但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产业还不发达，文化体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资料也很不系统和完整。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直接从经济学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又很难绕过意识形态的困惑。因此我决定暂放下精神经济学研究，埋下头来，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经济史。
从此，我沉浸在各大图书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之中。这期间我从复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后，又继续攻读经济思想史博士学位。经过几年的苦读，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我终于逐步理清了中国艺术经济史的脉络，写出了59万字的《中国艺术经济史》，并于1992年开始发表相关论文。
“您的《宋代书画市场研究》只是宋代艺术经济的一点史料，不成其为‘学’”
当我兴冲冲地将新发表的《宋代书画市场研究》一文送给钱老指正时，他没有简单地鼓励，而是以一位学者的严谨态度，谆谆教诲道：
“文艺经济”是“文艺学”的一部分，而“文艺学”是研究在社会中的文学艺术事业规律的。“文艺学”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这个观点看，您的《宋代书画市场研究》只是宋代艺术经济的一点史料，不成其为“学”。
但钱学森并没有以其学术地位居高临下，而完全是以一位学者的姿态与我平等商榷。他送给我一些他的最新著述，并说：“我也会有错误的，您有意见就写信给我，我也要思考问题。例如：我在那次讲课（指1988年中央党校的报告――笔者注）就在‘文艺学’中只提‘文艺体系学’、‘文艺能力学’和‘政治文艺学’，而没有提‘文艺经济学’，现在看来要补上。”
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艺术经济（实际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文化产业）的论文。对此，钱学森于1992年底给我来信说：“我感到您的著作不是讲文化事业本身，是讲为文化事业服务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本身属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党中央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件中明确了的。而为文化事业服务的经济事业则是经济活动范畴，所以是物质文明建设。概念一定要分清。”
“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大力发展第五产业，使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并列。”
确实，我研究的重点一直是文化中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文化。对于这些成果，钱学森也给予了肯定，并指出：“为文化事业服务的经济事业也是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一种有特色的产业，可称之为继科技业，即第四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如各种文化经纪人事业即属第五产业。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大力发展第五产业，使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并列。”在这里钱老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文化产业”这一词语，但他的观点显然已经将文化产业与科技产业从第三产业中分出，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产业，并且呼吁“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大力发展第五产业，使之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并列。”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同寻常的远见卓识。
此后，钱学森结合对党的十四大报告的学习，对这一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阐述。1993年1月26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
“这一段时间我在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过去，把第三产业作为一个大口袋，凡不是第一产业或第二产业的都属第三产业！这不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产业是面向市场的，在市场交易中取得初级分配。社会主义中国还有不面向市场的“事业”；如党、政、军，包括武装警察，公安干警，也还有群众团体事业、宗教事业和文化事业。这后一大部分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建设，它又可分列为：
1，教育 2，科技 3，文艺 4，建筑园林 5，广播电视电影 6，书刊出版 7，旅游 8，花鸟虫鱼 9，图书馆、博物馆等 10，体育 11，宗教 12，群众团体 13，美食饮食 14，文物收藏
也许您还可以再加几项。
接下来，钱学森谈到了他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别。他说“事业是靠国家的高级分配的，国家有财政收入。产业与事业必须分清；产业进行初级分配，事业则需高级分配。”
图5 中年时期的钱学森
基于这样的认识，钱学森提出了他的产业划分理论。他说：
我认为产业有：
1.第一产业 包括农、林、牧、渔
2.第二产业 包括矿、工
3.第三产业 包括服务业、金融业、商业、通信业、交通运输业
4.第四产业 包括咨询业、信息业、科技经纪人业
5.第五产业 为文化市场业，各种文化经纪业
第三产业、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本来早出现于前代，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思想。它以系统论为基础，通过对不同产业相互关系的分析，敏锐地发现其中的本质差异，并以此进行了合理的分类。更为重要的是，钱学森在这里所论证的第五产业实际上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文化产业。但钱老的提法，与当今世界通用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的概念在缘起和运用上有着本质不同。后者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的层面研究文化产业，而钱老更多的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提出第五产业的概念。这两种认知恰好是互补的，体现了文化产业本身的双重属性。
钱老十分强调文化事业与第五产业不能混为一谈。他说，“您在这几年一直下气力研究的是第五产业。它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密切相关，但又必须分清产业与事业。产业直接面向市场，进行初级分配；事业不面向市场，靠高级分配。这一点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怎么能够做到‘两手硬’？”他又说，“当然第五产业是很重要的，文化市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至国际文化交流都是不可缺的。我希望您对此深思，切莫大意！”
这些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内许多地方对文化的认识从一个极端，将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一切以创收为中心，实际上正是以文化产业取代文化事业，以发展文化产业为名，将财政包袱甩开。钱老当年的提醒无疑是切中要害的。
“要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
钱学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对理论的指导，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调查研究。他大量阅读各类书刊报章，经常向我推荐他认为写得较好的文章和书籍，甚至将报纸剪贴下来，让人复印给我。对于推荐的书籍，他甚至将出版社的详细地址，书的定价都一并亲笔抄录给我，这使我十分感动。
1993年初，我在期刊上针对当时中国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发表了《中国艺术市场缺少什么》一文，指出了中国艺术市场的种种病症及其危害。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样一个视角和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在信中说，“您说‘中国艺术市场怎么病了？’，这太悲观了而且脱离实际。我建议您读一读郑理写的《荣宝斋三百年间》，此书说了这家老店在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业绩：在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很令人高兴。”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嘱咐，“您今年到北京后，可以到琉璃厂去亲自调查了，一定会看到中国艺术市场是正在发展，并走向世界。”
1993年秋，我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到了江苏省政府工作。知道我的新工作后，钱学森很快给我来信，提醒我必须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工作，不能在方法论上走弯路。他说：
您现在是省政府经济政策的参谋了，责任重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想您只有认真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要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当然您还要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所以这与写作博士论文大不相同，我请您千万注意！
接着他又与我谈起文化市场问题。他说，“对您1993年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说：现在事物又有发展，请读附上的两份剪报复制件，一篇讲上海，一篇讲广东，颇有启发意义。资本家出巨资买画，我看似与艺术无多大关系，那是如同股市，一种投机行为！”
一个星期后，钱老又再次给我来信：
图6 钱学森亲笔写的信
我近读《哲学研究》1993年6期，上有讨论“文化市场”的文章多篇，很受启益。您见到了吗？
现在看，用“文化市场”或“现代艺术市场”都不如用“第五产业”。请酌。
显然，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钱学森关于文化产业（他称之为第五产业）的思想是十分系统而一贯的，是在认真思考后提出的。他关注形势的发展和理论的最新动向，从大量阅读和研究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关于第四产业与第五产业单独分类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钱老的鼓励和指导下，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文化产业问题的理论研究，先后出版《精神经济》、《中国艺术经济史》、《中国文化产业史》、《文化产业：变革中的文化》、《文化产业管理概论》等著作，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组建了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文化部和北京大学联合编撰的《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中，将我列入“20年来对中国文化产业作出突出贡献的15位代表人物”之一。钱学森教授多次指导下完成的精神经济理论，也在去年被教育部列入文化产业专业本科教学大纲，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
图7 年轻时期的钱学森
正如胡锦涛同志谈到《钱学森书信》一书时所说，：“这部书中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科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发展科技必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建设必须注重改善人居环境等，都很有战略眼光，也很有现实意义。”钱学森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科学泰斗，晚年将其关注和思考的领域拓展到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他在和我多年通信中先后先后讨论过精神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艺术经济史、文化市场、农业产业化等问题，所阐述的思想是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信件既反映了钱学森对祖国和民族的无限热爱，也反映了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虚怀若谷的大师风范。他对于精神经济理论的评论和关于“第五产业”的一系列论述至今仍对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